中兴炭厂的暗斗

    记得在1942年，一个秋风凄凄，秋雨连绵，庄稼欠收，日本侵略军到处抢夺、烧杀的日子里，我们一家大小六口，从山东老家推着独轮小车，一路要饭，逃到蚌埠新埠车站西边，住在中兴炭厂的墙北角，三条大席，搭了一个窝棚。终日打短工，拾破烂，拣煤核度日，后来经同乡介绍，托亲靠友，借了三块银元作保金，向工头送上十斤猪肉，两瓶好酒，补个名字，进了中兴炭厂，当一个抬煤的苦力。中兴炭厂靠近淮河边，有铁路。当时是一个中国人开办的，老板戴经理，与淮南煤矿有联系，每月都能用船运来很多烟煤、焦炭，他自己住在公馆里不常来。炭厂由他大儿子管理，当时每个抬煤班、运煤班，都有工头当家。全厂雇用200多名工人，大部分是蚌埠周围各县和山东、河南一带跑反、逃荒来的农民。开始一天工作十个小时，每天的工钱，能挣到八九斤白面(当时叫洋面，强壮苦力，每月工钱五袋洋面)，折合十几斤什面和粗糙米，工人日子还能过得去。到了1943年夏天，由于日本人的压榨和掠夺，工人一天要干14到15个小时的重活，才能挣到五六斤白面，生活更艰难。有时日本人要煤，工头就催着工人快干，遇到阴雨天停工，还不给工人工钱。这时工人已经不能养家活口了。一天有一位30多岁的码头工人，来到炭厂，腰束蓝色大披肩布，告诉我们说：“你们不能太死心眼，你们干完了，停工不给工钱，要团结起来，变个办法和他们磨蹭，一天的活，两天干完，出工不出活，绳断了、筐漏了、跌倒了、煤洒了，叫他们煤积压在船上，雨天也不会歇工了”。这一讲启发了我们。当时我就在装卸班，工头在场，我们就干，经常暗暗的将筐绳磨细。抬几筐绳断了，找工头去买筐绳，工头一走，我们就慢慢干。有时故意将煤筐捣个洞，漏下的煤，让孩子们扫起来卖钱。这一着棋真灵，工头天天叫骂，我们不理睬。当时日本人火车头要用好烟煤，供应不上，日本人带着洋狗，来炭厂找老板，骂“八格牙噜”，用刺刀指着工头和工人：“你们良心大大的坏了，死拉死拉的”。当时日本兵驻在蚌埠的人不多，中途又调走一部分，不能天天来炭厂。炭厂老板和日本人也有矛盾，因为炭厂的煤卖给日本人，给的钱少，不如卖给市里各个商行、工厂、洗澡堂、茶水炉、饭店赚钱。日本人就派宪兵队，白天来厂里监视，不让炭厂多卖给他们。这时我们工人就想点子，动员工头、老板，能不能让我们工人买点煤，利用晚上送给厂家和商店，这对老板有利，他们就同意了。这样一来，给我们工人造就了一个机会，天天利用我们装煤、卸煤之便，偷偷地把一些块煤选在一边，或者事先装在筐底下，上面盖上一层碎煤，过秤付钱，抬到家里以后，把块煤挑出来，卖给工厂和打铁的用，可以给点高价。碎煤打成煤饼，烧成半生不熟的焦炭，掺到好焦炭里再卖。1944年冬天，蚌埠火车站开火车的司机、司炉都活动起来了，到处暗暗地和日本侵略军斗。经常利用到新埠站，或上海银行仓库倒车、送车、挂车的机会，将火车头上烧火的煤炭，预先装好麻袋，火车头开到僻静的地点，从车上掀下来。下面也事前约定暗号、约定地点，有人有架车蹲在暗处接货。每逢火车头一拉气笛，一长两短，向暗处一放绿灯，就知道要掀煤了。这样干常了，日本人听到风声，心里也嘀咕，暗想每天火车头添好煤，为什么干不到点，火车就缺煤开不动了呢?有一次正逢下大雪，日本人、宪兵队查路，我们事前不知道。当火车头开到四行仓库后面(即现在淮河路西头，联合仓库)煤掀下来，正在装架车，观风的一下看见日本兵来了，忙叫大家快跑，等日本人发现开枪，我们已经跑远，没有伤着人，可是煤和架车都丢了。日本人很生气，哇拉哇拉乱叫，把当时的宪兵队队长陈兆清找来一骂，叫他派出大批宪兵，到工人家里，挨门挨户地搜查，一下子把我们拿钱买的煤都搜去了，还到处抓人。我们都吓得躲了起来。日本人一个劲地向宪兵队要人。汉奸宪兵队队长陈兆清，开头叫人带信骗我们说：“回来赔个礼没事”，我们怕上当不回来，他又亲自带人到工人家，吊打家属要人。这样干我们更不能回来，真回来日本兵是会杀人的。工人家里煤搜走了，工干不成，断了生活门路，家属只好带着孩子沿街讨饭，或靠穷亲友接济一点过日子。老是躲起来也不算事，一直到第二年春天，我们一合计，找人介绍，我跑到淮河北陈集、鲍集、龙亢、河溜一带乡村集镇，利用我在蚌埠地理熟习，偷偷的潜回蚌埠，替集上的商店、客户，从蚌埠贩运一些日本人禁运的百货、洋烛、火柴、煤油、食盐，从中赚几个钱，捎回来养家活口。1945年夏天，日本人控制更紧，从蚌埠过河的码头上，到马头城、上窑去的路口上都派宪兵队设卡子。过往人员要搜查，来回的小商小贩要送礼、送钱。有一次我带了一筐百货、火柴，从宋家滩过河，谁知一上船，碰上宪兵队检查，我当时仅有一块多钱，都掏给他还嫌少，骂我不漂亮，伸脚把我一筐货踢下河：“混蛋，快滚，不抓起你灌辣椒水，就是对你客气。”我气得直跺脚，只好忍气吞声走了。可是本钱没了，还欠客户的债。幸好过不多久，日本人投降，我才敢回到家，另谋生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