敌情观察点

    一、在抗日战争的中后期，我由新四军第四师敌工部派到淮北津浦铁路沿线，任淮上行署敌工科长和宿东地区敌工站长职务，做敌伪军工作兼统战工作和战役情报工作，处于敌伪、顽、我三角斗争的最前线。为了便于仔细窥探敌军战役活动情况，验证由多种渠道搜集来的关于敌人进行战役“扫荡”的情报，1942年，我决定在任桥火车站设立一个观察点，由王明新担任这一观察任务。王明新原是任桥维持会派给任桥车站敌军的联络员，每日送一张“任桥集平安无事”的报告条，后经我们争取教育，变成我们的情报员，经常给我军做些战斗情报工作。任桥集伪据点离任桥站5华里，北边是我们的游击区。我经常住在这个伪据点，把观察点布置在任桥站，既便于直接领导，又容易用宿东游击队的电台与师部联系。但是，要王明新完成这一侦察任务，必须进一步迷惑任桥站的敌人。于是我们利用敌人不了解当地情况的弱点，叫王明新把当地顽化土匪、杂八队的抢劫骚扰，与游击队反对敌伪的游击活动混为一谈，不断向敌人汇报土匪、杂八队的扰乱情况，增加敌人对王的信任。王明新在伪军中当过伙夫，利用自己的烹饪技术，使用伪集长张明贤给他的活动经费，时常做菜买酒，与日本军警人员一起吃喝，很快成了敌人的酒肉“好友”，还常陪着醉熏熏的日本军警人员夜间站岗、巡逻。有时敌人向王炫耀他们的兵力，无意地谈出一些军运情况。例如，有个日本警务员指着一列通过的军车对王说：你看那油布盖的都是大炮，皇军的大炮大大的好。王明新趁着白天回任桥集取报告条子的机会，向我们汇报敌人的军运情况。我们即可根据敌人的军运情况，验证从其他方面得到的关于敌军的战役情报。但是，任桥站毕竟是一个普通车站，从这里侦察到敌人的军运情况，只能证明敌军有无战役活动，而不能从敌军的战役活动中，验证敌军进行战役“扫荡”的动向和布置，因而，也无法判断敌人的战役“扫荡”，到底是对路东的我区，还是对路西的顽军。于是我决定在固镇站再建个观察点。
     二、当时的固镇县是宿县和蚌埠之间最大的敌伪据点，敌军建有营房和仓库。敌军驻扎一个中队，属平林师团金子联队的石川大队。该大队的另外两个中队，分别驻在灵璧和泗县，其主要任务即是对付我苏皖边区的一、二分区。固镇伪自卫团长徐萌堂在日本留过学，与顽军有直接勾结，而与我军仅有通信联系。敌伪顽在固镇都设有特工站，敌伪的便衣队有几十人，敌探、国特、便衣在大街小巷乱窜。我们过去重视敌伪军工作，但没有认真开展交通要道工作，车站上没有工作关系。因为宿东隐蔽游击区的形势好转，加之和我共同负责敌工站工作的刘滔同志被捕牺牲，组织上决定要我从敌伪区转到游击区工作。宿东敌工站的现有工作人员，也都不适宜派往固镇做这项工作。因此，我决定请欧明鉴先生担负这项工作任务。欧明鉴是任桥集的进步人士，是敌工站交通员欧明海同志的家兄，也与我认有干亲关系，经常帮助我们工作。欧明鉴开的任桥集粮行，与固镇粮栈的来往不断，加之他还有几家近亲在固镇，亲朋关系很多。我和欧明海同志商议后，共同恳请欧明鉴亲去固镇寻找线索，具体进行这项工作。欧先生知道这项工作重要，感到我们对他很信任，表示重托难辞，可以去找人做做看。欧明鉴于当年9月初去固镇活动约一星期，回来向我汇报工作情况，说托朋友找到一位修路工人徐某(名字记不清了)，人很可靠。徐说他与车站上的扳道的、打旗的人都熟识，可以干好这件事，但自己身体不好，也需花些钱招待人。欧说他当即给他100元，还答应以后每月给100元(当时100元伪储备票能够两口人一个月的生活费)。欧还说他已经用我代我们税卡存在他处的两万元，做生意赚了1000元，要我不必为开支这笔钱费心。关于任桥与固镇之间的交通联络工作，我与欧明鉴商议，都一致认为找左有信担任较为妥便。左有信是任桥集同春堂药店的小老板，因为租用欧家的房子，两家同住一院，并结为干亲，认欧明鉴为干父。左有信的父亲原是固镇同春堂药店的伙计，左家药店所用的药材，都是从固镇同号批进，业务联系十分紧密。左有信虽然比我小一岁，但也随着欧家的子女称我干叔，并常帮助我们工作。左因不好推辞，答应给做联络工作。欧带左去固镇作了安排，把联络点设在同春堂药店和固镇粮栈。为了来往便利，我叫左参加了被敌伪特务机关控制的固镇先天道德会，出示该会的会员证，可以少受敌伪哨所和货检站的搜查。左以办理药店和粮栈的业务为掩护，每遇固镇逢集，即前去联系。从左带回来的情报来看，同王明新从任桥站送来的报告基本一致，证明这个情报观察点能够起到预计的作用。这一年的秋季，敌军“扫荡”和顽军东进的情报特别多。但是，到10月下半月，青纱帐迅速下落，进入便于敌军活动的季节，而关于敌军“扫荡”的情报却明显的减少了。这使人感到好象空气异常沉闷，星斗出现闪烁，预示将有暴风雨来临似的。因此，我觉得我们的多数情报人员，都认为敌军将会在明春发动大“扫荡”的估计是不能轻信的，并迅速同我内线工作人员联络，要他们切实注意敌情的变化。我对固镇观察点作了具体的布置，征求欧明鉴同意，由他去固镇住下，一旦发现从车站卸下军需物资，就及时查明是什么东西。至是年11月4日晚上，发现从经过固镇的军运火车上，卸下四辆军用汽车，有两辆车上装的是麻包，一辆车装的是木箱，另一辆车装的是大铁桶，汽车迅速开进敌军的营房。又过了两天，看到夜间从固镇车站又卸下三辆汽车，一辆车上的东西用油布掩盖，两辆车装的全是大小木箱。欧明鉴利用固镇伪自卫团大队长陈志道，通过敌军的翻译了解，敌人运集的军需物，有武器、弹药、大米、食品、汽油等，汽车也都停在仓库。与此同时，我从徐州、宿县、蚌埠得到的情报，除一份写了敌人“准备大扫荡”一句话外，其他的多半都说敌人准备对顽军“扫荡”。我根据这些情况分析，认为敌人准备大“扫荡”是可以肯定的，至于“扫荡”的动向是对我区而不是对顽军。因为金子联队部队是在宿县，抽调石川大队参加对顽军“扫荡”，都是先调集在宿县，所以是不会把军需物资运集固镇的。因此，我在向师部作的报告中，很少提到敌人准备“扫荡”顽军的说法，以免影响参谋机关对敌情的判断。11月10日晚上，敌军石川大队长命令固镇伪自卫团长徐萌堂，派三个中队伪军自带给养，准备随日军出发。11日拂晓，从固镇车站下来200多敌军，在固镇吃过早饭后，配合固镇的敌伪军，共400余人，汽车10余辆，分三路向我苏皖边区进攻。于12日占领濠城、草沟、藕庄等地，揭开了33天大“扫荡”战役的序幕。我们由于及时得到敌人大“扫荡”的准确情报，全边区军民作好部队转移、机关疏散、坚壁清野等反“扫荡”准备，经过33天的艰苦斗争，终于粉碎了敌人的空前大“扫荡”，取得了反“扫荡”战役的巨大胜利。彭雪枫师长在《33天反“扫荡”战役略述》中，把固镇敌伪军占领濠城、草沟和藕庄，说成是这次大“扫荡”开始的“讯号”，也足以证明我们从固镇敌人的军运活动，来侦察和验证敌人大“扫荡”的战役情报的做法是完全正确的。
     三在这次大“扫荡”的前夕，从淮北中学疏散回家的王大成同志，要求参加当地的工作。我们知道他有些社会关系可以利用，又是欧明鉴的近邻和亲戚，就把他分配到敌工站，经过短期业务学习，派他与欧明鉴共同做任桥和固镇情报工作。至1943年春，王大成汇报工作时，说固镇观察点的徐某因肺病加重，找了个16岁的孤儿帮助他工作。我鉴于我们部队的小同志都表现很好，考虑到观察敌人军运的任务虽然很重要，但是并不太复杂，十五六岁的孩子比成年人活动更方便，即叫王大成去固镇进行了解。这个孤儿姓王，由于生活无着，要过几年饭，后来常在车站拾破烂，帮人搬运货物行李，也跟人扒车偷过东西，因为常受敌伪人员的打骂，对敌伪很痛恨。我叫王大成把小王带来敌工站，看到他因营养不良，身材瘦小，好象只有十三四岁，但一经接触，即感到他独立生活的能力很强，简直是个“小大人”。我把他留在敌工站三天，用填鸭式对他灌输了一些革命思想和敌工常识，要他化名为王强，给他100元作本钱，以挎篮做小生意掩护工作。在后来的工作中，王强一直表现很好。但他毕竟还有些孩子气，对自己的工作意义理解不深，总想兼搞点其他斗争，如过问战斗情报和搞敌人的武器等，以致不得不经常予以指正。1942年，在淮北地区，敌军因为头年冬天大“扫荡”失败，加之部队换防，对我根据地改用“蚕食渐进”的政策，而对游击区和边缘区，推行“治安肃正计划”。敌人对顽军东进的正规部队坚决阻击，而对地方顽军实际诱降。顽军大举进犯我苏皖边区，首先威胁到津浦路沿线的敌伪军，而在东进失败后，积极策动敌伪顽合流，利用顽化伪军掩护，到路东建立反共据点。我军坚决反“蚕食”伪化，阻止顽军进犯的抗日和反摩擦斗争。同时，敌、顽、我三方为了配合军事斗争，都加强了政治进攻。我们不断开展政治攻势，顽方积极散布“合理谣言”，敌人竭力进行欺骗宣传。这就促使三方互为矛盾、互相牵制的局面更加复杂化，展开了互相利用、纵横捭阖的三角激烈斗争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情报斗争更为尖锐而奇特。情报不仅是知彼的手段，而且成为互相利用的工具，诱使对立两方互相对消的香饵。因而，只有善于鉴别真假情报，才能达到策略斗争的目的。但鉴别三角斗争的战役情报是相当困难的。例如，我们粉碎了敌人33天大“扫荡”以后，都认为敌人将会在第二年春季发动更为疯狂的“扫荡”，并作出了准备反“扫荡”的全面布置。到了1943年3月中旬，发现敌人在津浦路上的一些据点增加了兵力，加之敌、顽不断散布谣言，以致敌人要对我区“扫荡”的情报，犹如落花似的纷纷传来，好象大“扫荡”果真就要发生了。但是，我们从固镇观察点得到的情报看，敌人并没有向那里运集大“扫荡”必备的军需物资。因而，我们认为敌人是防备顽军东进，而不是准备对我苏皖边区进行大“扫荡”。又如，同年夏季，敌军两个师团换防时，采取陆续抽换、明来暗走、不改番号和不换翻译等方法，并扬言要大“扫荡”以掩盖其换防的行动，以致连伪军都没有发觉敌人在换防，也认为是准备大“扫荡”，而顽军伪军便乘机吓唬我们。我们考虑到敌人虽然调动频繁，但是在固镇没有发现准备大“扫荡”的迹象，并不象是准备大举进犯我区，即从任桥站等小据点观察敌人的具体活动，很快就发现敌军不是准备“扫荡”，而是在秘密换防。因而，我在得到徐州的敌军不断增加，敌军指挥官由太田代替酒井康的消息，尽管敌十七师团的机构尚在，就认定是两个师团在换防。在敌、顽、我相互利用的三角斗争中，由于我们掌握了敌方的战役活动的情报，就及时摆脱了许多牵制，经常处于主动地位，按照我们策略斗争的计划，充分利用敌伪进犯我区的阴谋诡计，赢得抗日和反磨擦斗争的重大胜利。由于我们通过敌人的军运侦察和验证战役情报引起领导机关的重视，于当年冬天，师参谋处派侦察参谋刘基干同志去宿东找我，了解进行战役情报工作的情况和经验，并亲自访问了任桥、固镇观察点的具体负责人王大成和欧明鉴。全国解放以后刘基干同志还与欧明鉴先生保持通信联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