打入蚌埠

    抗日战争初期，我在上海市做地下工作，属上海省委店员工作委员会领导，负责人是张承宗同志。当时，组织上安排我在威海卫路338号(青海路口)的一家无线电公司工作。我公开掩护身份是工程师(专业为采暖、通风)。这家公司是我党的联络点，就是李霞同志开设的(电影“永不消逝的电波”中的李侠，即是按照李霞的英勇事迹编拍的)。开设这个公司的目的，主要是为了掩护地下电台，向解放区输送器材。太平洋战争爆发后，1941年的中秋节前夕，李霞同志的秘密电台在建国西路遭日军破坏，李霞和其爱人裘惠英同志同时被捕。为此，敌人怀疑到我们这家从李霞同志盘过来的公司。李霞同志被捕不久，一个工人模样的人在公司门口搭了一个小棚，声称是修阴沟的，但是既无工具又不见出工，多方了解，附近又无修阴沟的事，经向组织上回报，得到的指示是：“抓紧处理好公司的善后工作，然后撤往解放区。如走时时间来不及，可委托可靠人清理资产”。因为情况紧急，怕出意外，我即迅速将贵重的无线电器材从公司偷运出来，并委托我的姐丈张同钧负责清理。因为张既是我的近亲又是股东，且有一定的社会地位(当时他是另一家公司的经理)，由他出面，合理合法，不致受到牵连。一天，上海地下党派我的联络人蔡东园同志通知我：“今天下午5时至5时5分，在外滩大自鸣钟下的马路旁，你一手拿着两个梨，另一手拿着一份报纸，站在那里等人，有人来找你，此人是与你接关系的。”我准时到达外滩大钟处。5时正，来了一位同志告诉我：“后天下午5时正，你到四马路××饭馆吃晚饭。”我按照预约的时间、地点去了，见到一位商人模样的姓张的老头。接上关系后，知道他是解放区派来的。党组织交给他的任务是“以商人的身份，借到沪办货之便，带回两对夫妻”(一对是唐善贤和张瑾同志，另一对是赵杨和项明同志)，于是我们四人跟着他到了他的商店所在地江苏省六合县竹镇集(当时是我方六合县委所在地)。到了交通站，赵焯和姚溱两同志接待了我们，并决定我、赵杨、项明三人到泥沛湾党校学习(对外名称新四军调查研究处)，张瑾同志进联中学习。进党校时，我化名叫李敏再。当时李霞的师傅蒋国良(即涂作潮，是我在撤退前在上海新闸路通知蒋撤退的，故认识)也在党校。蒋告诉我李霞同志在狱中和敌人斗争很英勇。1941年春节后不久，我在泥沛湾党校学习结业，组织上决定我暂回上海，等待任务。1942年春，华中局令王津(又名王舜卿)和我两人开辟西安路线，打通华中和中央的联系路线。王津和刘长胜两同志商定，要求设法打通向西安的地下交通线，便于输送干部和文件，开辟西安路线。原打算先在豫皖交界处的界首集开一个小照像馆。然后逐步向漯河、洛阳、西安逐步深入，摸清沿途情况。因为王津同志曾在蚌埠市五洲药房当过学徒，他和留芳照像馆的技术负责人潘之民是浙江老乡，想动员潘出来负责筹备，并约他作为干股(即以技术为股、不另出股金)，潘同意了。技术人员算是落实了，可是组织上当时只给我们3000元经费。经过估算，开设一个极简陋的照像馆，也需6000元。资本不够怎么办?王津和潘之民商量的结果(当时我在上海等任务，来不及和我商量)是跑几次“单帮”挣一些钱，拼足6000元。因为考虑到五洲药房的关系，而选定购买利润高的药品，以便多赚些钱，早日开业。这时潘之民处留芳照像馆的开票员何国安(曾参加国民党的青年军)自愿到吕大寨销售。不多久，何国安从吕大寨回蚌，说是货出了毛病，愿意赔偿。可他根本没有这么多钱来偿还。后来表面上让小何回老家常州设法弄钱，实际让他一走了事，他的工作，由我代替，于是，我便从一个工程师的身份，而改为照像馆的开票员了。开始的设想是，暂以蚌埠为立足点，逐步深入西安的沿途，开辟“西安路线”。这时，我们因为已无活动经费，王津同志把他自己的一只钻石戒指当掉了，得2500元，在蚌埠商务印书馆老板吴家元处买一些金笔尖等货，王去西安跑单帮，赚回来钱交给组织，同时又可以打通去西安的路线。临走前，我们两人商定，他到洛阳和西安后，分别给潘之民来信，不要直接给我写信，要显得他和潘的关系更密切些，以免发生意外时，不会影响到我在蚌埠立足。王去后一个多月，没有消息。同去的商人回来了，他没有回来。有位熟悉的商人说，“舜卿到共产党的地方去了。”我听后心中十分着急，但表面上只好装着不介意的样子。事隔不久，我接到上海地下党的一封化名的来信，内容是让我到舅舅家去。我知道叫我到解放区去的。于是，我按照王津同志临走前交待的路线，从蚌埠——明光——津里——涧溪。我到津里时遇到潘秀琦(他是汪道涵同志的舅舅，表面上是津里镇伪镇长，实际上是我方地下交通员。)在我说明情况后，潘叫一个乡丁送我到涧溪。到了涧溪，胡坦和张百锷两同志接待了我们。次日在涧溪遇到陈春宜和赵杨两同志，在涧溪休息三天后，到了古城。向华中局城工部长刘长胜同志汇报了情况。刘长胜同志告诉我，“王津同志抵西安后受到胡宗南系统的特务注意，被盯梢，情况紧急，而到八路军西安办事处，由该处干部科的王大(原名侯裕民和王是泥沛湾党校同学)设法将王津同志送往延安。”从此，王津同志便留在老解放区了。因为王津同志去延安，情况发生了变化，从古城临走时，刘长胜同志告诉我，“组织上决定，现在你的任务改变了，不去西安了，改为打入蚌埠，站稳脚根，逐渐发展组织。”并告诉我“蚌埠地下党组织于1932年遭敌人破坏，目前已无党的组织，你的任务，就是广泛交朋友，从中发现积极分子，发展党的组织。因为王津同志去延安，在外面有些影响，故你在这半年内的活动，要特别谨慎。蚌埠，现属新四军四师地区，今后四师派张友文同志来与你接组织关系”等。1942年夏天，一位身穿绸衫、头戴礼帽的小知识分子模样的中年人，到留芳照相馆拍照，开票时，我问了姓名，知道他是张友文(即张漫萍同志，以后任中共蚌埠工作委员会书记，1947年牺牲)至此，我便与漫萍同志接上了组织关系。时至今日，我身边留下的以张友文化名接关系时拍下的那张珍贵的照片，已成了漫萍烈士的遗像，每当我看到这张照片，就引起对漫萍同志深深的怀念。